据矿业周刊（Mining Weekly）报道，资源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特别是在西非，已经成为非澳峰会（Africa Down Under，ADU）首日讨论话题之一，官员、外交官和法律专家承认，政府和投资者在塑造非洲采矿业未来方面面临竞争压力。

澳大利亚驻加纳高级专员贝雷妮丝·欧文-琼斯（Berenice Owen-Jones）在会上称，虽然资源民族主义并不是新现象，但其最新变化并非政治原因，而是经济驱动。

“我们看到西非国家新修改了矿法，有许多方面非常相似，包括加强管控、增税和扩大当地参与”，她说。

“稍微有点新意的是政府重视提高附加值，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提高政府所有权。不幸的是，这通常伴随纠纷或仲裁”。

欧文-琼斯强调，该地区已经成为资源竞争的焦点地区，特别是关键矿产。澳大利亚企业在该地区有诸多项目，在9个西非国家投资大约300亿澳元。

她以几内亚的西芒杜项目为例，以力拓公司为首的合资企业正在开发这个世界最大未动用铁矿床之一的项目，这是一个“国家建设”项目。同时，锂矿开发机会也在逐渐增多，比如大西洋锂业公司（Atlantic Lithium）计划在加纳建设的一座锂矿。

然而，她警告说，确保政府获得公平回报与为公司提供稳定的投资环境是个两难问题。欧文-琼斯说，“政府、当地社区和企业需要共同努力，在不削弱行业竞争力的情况下建立信任，寻找共同价值”。

津巴布韦驻澳大利亚大使（Joe Tapera Mhishi）认为，非盟要求提高附加值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他说，“非洲国家提高附加值不仅依靠采矿业，还涉及许多其他行业，这已得到认可”。

随着关键矿产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核心，他认为非洲“完全有能力与澳大利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符合双方利益。

他指出，澳大利亚最近实施的关键矿产储备政策为合作提供了空间。

高伟绅律师事务所（Clifford Chance）合伙人凯特·阿波斯托洛娃（Kate Apostolova）从法律角度警告说，虽然为公民实现资源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不违法，但一些政府采取的方法有可能打击投资者的信心。

“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政府通过改变已经签订的合同中的财务条款，采取了更微妙、更间接地国有化和资源民族主义行为”，她说。在某些情况下，税率急剧上升，或者政府在醒悟后试图扩大国家所有权。

她强调，投资者需要可预期性。“资金流往稳定地区。如果地缘政治和监管风险上升，就不会有那么多钱去建设矿山”。

阿波斯托洛娃推荐签订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BIT）来管控主权风险。她解释说，BIT保护不仅为争端提供了追索权，而且改变了融资渠道。研究表明，此类条约涵盖的项目以更好的条件获得了更多贷款。

她说，“如果你没有得到想要的反馈，可以依托这个强大的工具强迫自己参与对话”。

赞比亚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高级专员埃利亚斯·蒙夏（Elias Munshya）在小组讨论后利用提问时间进行了回应。他说，非洲国家愿意签署条约，但敦促投资者不要过于担心风险。

蒙夏认为，与其他地区相比，非洲经常受到不公平的评价。

“有时人们会觉得，与其他地区相比，非洲主权风险要高的多”，蒙夏称。

“在54个国家中，也许有4个国家风险较高，但还有50个国家非常安全，政治稳定，法律制度与澳大利亚非常相似。然而，整个非洲大陆仍然被认为是高风险地区”。

除了政策以外，欧文-琼斯还指出非洲特别是萨赫勒地区面临持续的安全挑战，那里的不稳定加剧了资源民族主义。他说，澳大利亚驻阿克拉使馆召开了一年一度的西非矿业安全会议，帮助矿企评估和降低风险。

同时，阿格诺特证券公司（Argonaut）总裁利亚姆·特威格（Liam Twigger）在开场白中直截了当地阐述了这个问题，指出资本是流动的，“流向有需要和被尊重的地方，但也能瞬间离开”。

他强调，非洲仍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新发展空间，比如马拉维和莱索托。“资本将找到阻力最小的途径，并落在受欢迎、受帮助和受保护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