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有 93000 万农民。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农村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问题。为此，笔者对于农民增收问题有如下六点看法。

一、逐步减少农民指标是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

 1999 年以前，中国农业大丰收，达到年产 5 亿吨粮，是历史上产量最高的年份，而正是这些高产之年，玉米、小麦卖不过 5 毛钱一斤，一年算下来除去灌溉、化肥、农机和劳力成本后亏得一塌糊涂。有些地区兔子、猪肉养多了卖不动，还有福建、海南等地的桔子、西瓜的市场价，还不够摘下来运出去的人工费。这些种啥啥亏，养啥啥赔，物贱伤农的例证离我们的时间并不远，有些还仍然记忆犹新。为了防止增产不增收的历史不再重演。恰当减少农业产量，想方设法减少农民指标是十分必要的。从美国、加拿大、日本经验来看，皆是以大幅度减少农民指标和农业产量来提高农民收入。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拥有 29000 万人的美国只有 640 万农民，尚不足总人口 2% ；地大物博的加拿大只有 83 万农民。但他们却将吃不完的小麦、玉米、大豆卖到世界各地，从而使当地农民住洋房开飞机比城里人还富。与此正相反，中国虽然有 93000 农民还要用强力政策保护他们种粮积极性，但不知将来高价化肥催长出来的高产粮食卖给谁，其高成本的粮价又该如何与 WTO 放开后的低价粮开展竞争。笔者认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照这样靠补贴农民，靠种粮创收办法，超不过两年还要再出现一次大的“物贱伤农”危机。为此，笔者呼吁，农民增收的最好出路是减少 93000 万农民指标。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下，应为农民制造更多“物以稀为贵”的紧缺农业环境，而不是丰收增产不增收的恶性竞争环境。目前，美国大豆、玉米和加拿大小麦都比中国现行价格低一倍多。由于种粮不如买粮划算。所以比中国土地面积大近一倍的俄罗斯宁愿买粮也不愿种粮。作为常年套茬在贫瘠的的土地上拼化肥拨地劲争高产的中国该到休耕养地力的时候了。作为世界上农民最多的国家该到提倡“要想农民致富，首先减少农户”的时候了。在这方面，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农民季节性到城里打工，但又与许多城里下岗职工产生直接对撞矛盾，根本不能解决两亿农村富余劳力问题。后来提出推行城市化搞开发区来减少农村人口和富余劳力，结果又与政府出台的保护耕地不被占用产生了直接矛盾。这种陷入发展两难境地的局面不知何时才能得到解决。记得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人想用 15 时间把中国建成工业化国家，而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的农民指数不能超过 50% ；第二代中国领导人改革初始，曾经提出过“无粮不稳，无工不富”的发展战略。为了农民多致富多创收，政府在推行包产到户的同时，更注重扶持乡镇企业发展。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有效帮助了当时的农民比城里人还富有。今天，随着时代发展，有些地区的城里人，已由过去 30 块钱月工资增加到 3000 元，有些亩产不足 200 斤的低产田也高产接近 2000 斤。但是，丰产不增收的中国农民已经不满足于现状，他们还要更上一层楼。为此，政府应为他们想出更多的致富办法。来彻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二、保护基本农田一成不变不是农民增收的最佳办法

    当前，由于全国 5000 多个开发区和部分城市房地产大面积圈地，从而造成许多围而不建的撂荒地和开发区开而不发的问题项目，长期拖欠失去土地的农民补偿资金，从而导致农民上访严重。这一切激化矛盾的现象，不得不引起“亲民政府”的关注。为了维护失去土地的农民利益，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基本农田政策，令那些在农业产业调整中改做经济林的农田恢复原样，令那些无序扩张圈地的 3763 家开发区关停并转。这一切保护农民利益和基本农田不受侵害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从农民增收的角度上看，这些措施并非是保证农民增收的最佳办法。依笔者之见，如其拿钱支持农民种田积极性，还不如国家拿钱支持有条件的开发区把农产品深加工的食品工业搞起来，这样更有利农副产品升值和农民增收。另外，作为几年前卖粮难而做的农业产业化调整成果的经济林，本身就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现在要再一刀切恢复种粮也是不科学的形而上学做法。从有关数据分析看：中国 7 年内耕地减少 1 亿亩，主要原因是退耕还林的生态环境所需减少 8800 万亩。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 2003 年全国复垦新增耕地 31.08 万公顷，比当年城市建设占用耕地多出 3.13 万公顷。从各种数据分析来看，城市建设和开发区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并不大。从笔者在德州、宜宾开发区看到的情况看，目前农转非的家庭收入高于过去种田时几倍收入。从经营城市角度分析，一个只有 1.6 万元人民币 1 亩耕地征用成本，卖到 18 万 1 亩就可以为当地政府城市化建设增 10 倍财富。这就是中国城市纷纷奇迹般崛起的奥秘所在。同时也是世界城市化发展前五强国家的成功奥秘所在。例如美国农业人口 640 万只占总人口的 2% ；日本只占 5% 为 568 万农民；德国 3% 为 226 万农民；英国 2% 为 109 万农民；法国 4% 为 213 万农民。上述国家数字充分证明，要想自己的国家现代化、城市化、只有减少耕地、减少农民，才能真正让农民增收富起来。目前，拥有 10 亿人口的印度，农业人口已经缩小到 50% ，最高粮食产量只有 1.96 亿吨，最高基本农田不足 1.8 亿公顷。因此，目前占总人口近 80% 的中国 93000 万农民巨额数字应该越变越少越好。城市化、工业化的目标实现的越快越好！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农民增收的重要措施

    从日本成功经验来看，早在明治维新时期，一边制定了向欧洲德国学习工业现代化经验，一边制定向中国、巴西、秘鲁等国实施百万大移民计划，尽管受战争影响，向中国“满洲国”伪政权地区移民 100 万的计划最后只完成了 30 万垦农任务，但是日本向巴西移民 150 万农民却取得了成功、向美国、加拿大、秘鲁移民也取得了成功，其中日本侨民滕森还当上了秘鲁总统。作为中国，在早期走出去发展的侨民中也出现了许多闪光点，例如，广东人餐馆开遍世界各个角落，福建人垄断了美国 75% 的西洋参原料产地，另外有 85% 华人在新加坡政治、经济、文化上发挥重要作用， 1200 万华人成为印尼经济支柱， 800 万华人成为马来西亚最优秀经济人才， 600 万华人在泰国作出巨大贡献，就连东南亚最大的胡志明市，也是以 50 万越南华人为核心经营起来的。笔者在秘鲁、巴西、古巴、美国、加拿大发现，华人在这些拉美国家里都是优势少数民族。其中 150 年前被欧洲人贩猪仔贩到拉美的中国农民后代，现在已经出现了许会在秘鲁当总理，邵黄在古巴当将军，李明在墨西哥当驻华大使的美好前景，由香港移民到加拿大的伍冰枝女士还当上了加拿大最高行政长官总督。这一切都在过去被动走出去发展中产生的奇迹。在 2001 年第六届南京华商大会上，前总理朱镕基激动的说：在 20 年改革开放招商引资中有一半资金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华商投资，这个数据足以说明，走出去的中国人对国内建设贡献最大。因此，要想农民增收，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用政策和榜样鼓励中国农民到世界上土地最肥沃，市场最广阔的天地里求发展，这也是全球化时代人类大融合的必然趋势。

四、非洲“保定村”经验证明了“变出口农业为出口农民”的正确性

    从惯性思维上认为，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是产华侨的地方。然而谁也没料到，地处北方内陆地区的河北保定也出现了 3000 多名农民华侨。这就是在非洲建了 52 个“保定村”的传奇佳话。起初，保定 30 多个农民因办护照困难，通过偷渡形式到非洲“混穷”的。结果到了目的地才发现，非洲许多国家土地肥沃，灌溉条件比河北保定好，市场需求也比中国好，种多少粮食都被抢购一空，种多少蔬菜都会卖个好价钱。尤其中国人特有的种蘑菇技术，产出来的蘑菇一直是当地人和欧洲市场的抢手货。由于非洲市场饥渴什么都需要，分布在非洲各国的“保定村”农民在当地农闲时还做起了买卖，他们把种粮挣来的钱邮到国内采购许多积压纺织品、五金家电到非洲卖。每个集装箱货柜能挣几万元人民币。据科特迪瓦“保定村”负责人 刘建军 先生介绍：发运到科特迪瓦的一个集装箱收入，顶上中国一个农户十年收入，发十个集装箱挣的钱顶上中国农民百年收入。只要有资本金周转，这样的奇迹 3-6 个月就会实现一次，同时还不耽误在当地种庄稼的那份收入。如今，这位曾经当过河北易县县长和保定外贸局长的退休老人 刘建军 先生，已经被当地人选为科特迪瓦联合大酋长荣誉称号。有了这么高的政治荣誉，刘建军带领保定农民走出去到非洲、东欧等国发展信心更足了。从“保定村”到非洲经营撂荒土地，贩卖中国积压物资。从几块钱收购一张鳄鱼皮，到中国白沟市场加工批发就可以卖上几百块好价钱的一系列做法，皆证明了“会做事的人可以把稻草当金条卖，不会经营的人则把金条当稻草卖”的奇迹是可以发生的。另外，“保定村”走出去发展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证明了笔者在新出版的《国策百谏》一书中提出的“变出口农业为出口农民”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五、温州青田经验证明了“变亿万农民为亿万侨民”的可行性

    凡是到过温州的人都知道，处处繁华似锦的温州城市建设大部分出自于民营企业家之手，其中大部分典型建筑都是用温州农民海外创业挣回来的钱建起来的。除了在家乡作贡献之外，这些被称为中国“犹太人”的温州人在世界各国创造了许多经天纬地的奇迹。其中在欧洲心脏法国巴黎的 10 万温州人已经牢牢站稳脚根，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许多温州农民都变成了腰缠万贯的旅欧华商。有人说，欧洲华商是温州人的天下，这话并不夸张。由于走向欧洲的温州人居多，所以每当各国华商选举欧洲华商会首领的时候都被人数众多的温州华商抢了头彩。

    另外，当代中国农民走出去发展最多的当数浙江青田县。这个山多地少人穷的落后地区，曾经涌现过一批穷则思变的“领头羊”，例如偷渡到菲律宾后以托马斯名字转道欧洲匈牙利的张曼新，现在已经成为赫赫有名的欧洲华商会主席，和全球爱国华侨反独促统总召集人。青田还有一个名叫尹啸平的人，起初是从老山沟里跑出来偷渡到马耳他小岛上当厨师的，后来辗转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最后一举成为罗马尼亚华商会主席。在他的帮助下，现在不但尹氏家族 280 多口移民到欧洲各国，而且来自河南、陕西、四川等地的下岗工人也在他的帮助下在罗马尼亚中国城成了雇佣当地洋人守摊就业的小老板。

    当前，国内大农业形势非常严重，农产品价格低、农药残留多、激素多，出口创汇卖不了好价钱；许多靠山吃山的林场已经禁止采伐，散养的山羊也严禁放牧，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民增收空间；许多靠海吃海的渔民休渔期严禁出海，为了减少中国渔船违规撞入周边国家海域捕鱼被抓事件屡屡发生，中国已经痛下决心，要将 100 多万条渔船强令拆掉 30 万条， 1000 多万渔业人口也要转移一批上岸务农。这一切困惑只有寻找更多国际舞台才能得到彻底解决。从上述温州、青田人的诸多成功经验不难看出，只要勤劳智慧的中国人肯离开老婆孩子热炕头，浩浩荡荡走向世界大舞台，就是睡马路打黑工也能整出个腰缠万贯的新一代华商来。

    “心无界、路无限”。温州市和青田县农民走出去的经验足可以证明，笔者在《国策百谏》一书中提出的“变亿万农为为亿万侨民”的倡议是可行的。
六、实现农民增收的九大策略缺一不可

    回顾前面走过的路，各届政府曾经探索过多种农民增收办法。总括起来讲共有以下九个方面：一、包产到户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二、兴办乡镇企业实现“无工不富的愿望；三、兴办经济开发区和科技园区让农民土地升值；四、推进卫星城和小城镇建设，让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演变为城市人口；五、实施农业产业化调整，退耕还林，增加经济果林面积，改变农业增产不增收现象；六、减少农民杂费税负担，让农民偿到“节约一分钱就等于挣了一分钱”的甜头；七、适当增加农业补贴，给予每亩优良品种 10 元人民币补贴等。八、保护基本农田，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九、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肯定农民跨出国门创收的正确性。从上述九项措施分析，只有协调发展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问题。按照低于 50% 农民才算工业化国家标准，目前， 93000 万中国农民还有近 3 亿人需要改变前途另作新的安排打算。首先，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可以吸纳 1 亿农民进城打工就业；其次，经济开发区和科技园区等可以改变许多农民工业化非农化发展进程；第三，实施走出去战略，“变亿万农民为亿万侨民”是中国农民增收的最大出路。因为前两种发展要占用大量基本农田耕地，与新出台保护耕地政策相悖，所以近期很难大规模展开。最后一种的“走出去战略”，则是中央“十五大”及“十六大”制定的大战略。从众多已经走出去的“农民变侨民”的经验来看也是十分可行的。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欢迎中国农业专业户到世界各地开发跨国农场。中国福建农民在美国经营西洋参取得成功足以说明，只要正当劳动和合法经营，发达国家也是支持的，从中国妇女农民嫁到日本、韩国农村情况来看，国际婚姻也是中国农民走出去的重要出路。另外，从亚非拉等友好国家开出的招商清单分析，大部分国家都需要中国人走出去开农场，开林场、开采矿石，捕捞养鱼，开发畜牧业等。只要中央政府在用资金补贴鼓励农户种粮积极性之外，再拿出一块专项国际合作基金，专门支持补贴走出去建设跨国农场的中国人。相信，那些一直被外国人称之为“中国农业专家”的种养殖专业户、养猪大王、种蘑菇大王们，都会在国际上发挥巨大的作用。同时也会在各级政府关怀下早日实现“变亿万农民为亿万侨民”的宏伟计划。“全球出击，世界为家”是当代中国农民致富增收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