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丽妃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生态环境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十七八平方米的办公室，像一个微缩的生态与人文世界：书柜里，生态学专著与人文典籍并排放置；小柜上，采自山野的植物种子被精心拼成一幅带有人文意趣的标本画；书桌则是计算机和生态学科研书籍的天地。

作为生态学家，欧阳志云欣赏生态之美与人文之美。但他并非梭罗那样的悲观遁世者——湖畔独居、与人类文明保持距离，而是一名乐观的“入世者”。

西藏墨脱、湖南长沙、福建三明、广西河池……这个春天，同时担任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的欧阳志云马不停蹄地开展调研，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在欧阳志云眼里，生态学是连接人与自然、政府决策与老百姓福祉的桥梁。从为绿水青山“定价”，到领衔规划全球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再到推动建立“让保护者获益”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他始终在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让自然的价值被认识、被看见、被量化、被兑现。

前不久，欧阳志云因在生态保护领域的诸多开创性贡献，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先进个人。提及荣誉，他说：“这更多是给我们团队的一个鼓励，告诉大家持之以恒的努力是有意义的。”

“干一行爱一行”

欧阳志云的书柜里，有一张他搂着一只憨态可掬、啃食竹子的大熊猫的照片，不禁让人联想到他的昵称“熊猫伯伯”。这源于欧阳志云在大熊猫保护领域30余年的深耕。

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故事。1993年，欧阳志云博士毕业后不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介绍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在生态保护中的应用。报告刚结束，时任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副主任张科文就提出：“你说的这个技术，能不能用来做大熊猫的栖息地评价？”

“虽然没人做过，但我觉得可以试试！”欧阳志云一口应下。

“答应了就要做好，做好了就有机会。”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为了做好大熊猫栖息地评价，他和同寝室的伙伴合力攻关——对方擅长软件开发，他钻研专业模型，两人一起编写了1万多行的代码，模拟大熊猫栖息地的动态变化，测算其对熊猫种群的承载力。“那个时候我们没游戏玩，只好天天干活。”他笑着说，当时有点“傻干劲”，一旦投入就非要把事情搞通，越干越来劲，效率也格外高。

就这样，研究团队从卧龙山开始，逐步将评估扩展到秦岭、岷山等所有熊猫分布区，回溯了自1963年我国第一个大熊猫保护区建立以来栖息地的演变轨迹，分析人为活动和环境变化对栖息地的影响。基于这些成果，他们为大熊猫保护工程规划提供了方案，也为后来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红线划定、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去年，团队又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委托，编制大熊猫野化放归实施方案，助力野外大熊猫种群恢复。

这只是欧阳志云生态保护研究生涯的一个片段。回望来时路，和大熊猫保护一样，他常用“偶然”与“被动”描述自己的学术起点。

1962年，欧阳志云出生在湖南攸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槚山灯笼桥村。那里交通闭塞，“直到2009年，小汽车才开得进去”。儿时的憧憬里，完全没有“生态学”这几个字。

1979年，欧阳志云考入湖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从事柑橘病虫害防治。4年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报考当时国内植保领域最具声望的马世骏先生的研究生。马世骏是中国生态学的开拓者，曾治理了困扰中国千年的蝗灾，彼时正从传统植保研究转向系统生态学，将生态学引入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欧阳志云也因此“被动”转向了系统生态学方向。

此后，欧阳志云的科研之路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拓展：20世纪80年代末硕士期间，参与中德合作项目，开展天津市生态规划研究；90年代初博士期间，以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为研究对象，转向土地利用生态规划；90年代博士一毕业就踏入大熊猫研究领域；21世纪初创建我国第一个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这些看似“被动”的选择，最终发展成浓厚的兴趣，并都获得了成功。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欧阳志云的回答很坦然：“很多人说要‘爱一行干一行’，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一开始就选到喜欢的专业。对我来说，最初对专业和职业的了解有限，很难真正知道自己‘爱’什么。与其纠结，不如‘干一行爱一行’，做好眼前的事，沉下心来钻研，在积累中发现乐趣，才有资格谈兴趣驱动。”

经过十余年学术积淀，欧阳志云对生态学兴趣愈浓，迎来了学术思想发展和落地生根的关键期。

为绿水青山“定价”

在给地方做生态规划的过程中，欧阳志云发现了一个问题：地方政府决策时往往会问“保护这片林子要付出什么代价、能带来什么效益”，而生态学家往往会给出定性回答“很重要”。这一笼统答案在经济数据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你说开发这个地方能赚10亿元，我说保护它能涵养水源、维持鸟类栖息地。这没法对话。”欧阳志云回忆道。

怎么走出这个对话困境呢？1992年，生态环境中心研究员王如松带回来的一本会议文集《生物多样性与经济价值》给了他灵感：必须用决策者听得懂的语言——经济语言阐述保护生态的意义。

1993年，欧阳志云迎来了一个践行所想的契机。当时的国家环境保护局组织《中国生物多样性报告》编写，他负责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开始将生态系统服务与经济价值评估相结合，并引入全国生态系统调查评估、生态功能区划、土地利用管理、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等领域。

2013年，国家提出将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考评体系。欧阳志云与时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代表朱春全反复研讨，提出一个崭新的概念——“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即一定区域内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包括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大类。

“一片林子、一处湖泊、一片草地，为人提供了多少价值？以前只算了砍木头、养牛羊的钱，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固碳释氧、防风固沙这些价值没算进去。我们现在把它们算进去，发现森林、草地等提供的生态调节服务价值远远大于木材、牛羊等产品的价值。”欧阳志云说。

这一新概念引发广泛关注。深圳率先将其纳入政府考核体系，既考核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也考核GEP变化。“这就把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统一起来了。”欧阳志云说。

真正的突破发生在浙江丽水。2018年，丽水成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在欧阳志云团队的指导下，丽水建立了完整的GEP核算体系，并创新性地发展“一村一品”，打造生态产品公共品牌。从丽水山泉、多肉植物到高端民宿，生态优势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通过机制创新，让老百姓在保护中受益，生态优势才真正转化成了经济效益。”欧阳志云说。此后，北京延庆山水长廊等地都采用了这一理念，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2021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GEP核算成为其中的基础性工作。同时，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也将生态系统核算纳入国际核算指南，GEP从中国走向世界。

从提出为绿水青山“定价”，到让GEP这一概念落地，用了近10年。“但这条路走通了。”欧阳志云说。

“乐天派”的回答

不过，让欧阳志云最引以为傲的却是另外两件事。其中之一是带领团队承担国家公园空间布局规划的编制工作。如果说GEP是回答“为什么要保护生态”，那么国家公园建设就是回答“保护哪里”。在最初的规划中，他们给出了66个备选方案，最终确定了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为建立全球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奠定了科学基础。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国家公园里有人居住。如何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欧阳志云探索了“中国方案”——生态补偿、一户一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旅游等多元路径。

例如，三江源国家公园全面实现了园区“一户一岗”，共有17211名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户均年收入增加21600元。他们引导牧民逐步从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保护员。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鼓励农民种竹子出售给繁育中心，还鼓励养蜂，如今贴上“熊猫”标签的蜂蜜已经有了生态溢价。在武夷山，通过林地入股分红实现集体林地有偿管理。“不指望保护区成为经济高地，但要保障保护区内的居民过上小康或更好的生活。”欧阳志云说。

让他引以为傲的另一项“算账”工作，则是参与推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转移支付标准制度的建立。2005年，受国家相关部门委托，他带领团队编制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建议建立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给这些县级区域内的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使他们更好地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这一制度辐射范围已从2008年的60个县、60亿元资金，发展到现在的覆盖上千个县、上千亿元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一个难题——如何让保护者不吃亏，让绿水青山的守护者能过上好日子。”欧阳志云说。

谈及4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的巨变，欧阳志云的思绪回到家乡的变化上：小山村里原来被砍秃的山现在全绿了，野生动物也回来了。“这是生态保护政策措施和经济社会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护天然林和退耕还林还草起了作用，城市化也让‘靠山吃山’的人减少了。”他说。

如今，与梭罗时代相比，城市化浪潮仍在全球蔓延。许多人呼吁“回归自然”，那么要如何回归，是追随“逆城市化”潮流吗？对此，欧阳志云直截了当地说：“人们想要的‘回归自然’，本质上并非真的回到原始状态——真让你爬到树上、住到洞里，你愿意吗？大家真正渴望的是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的人居环境。”

“我是‘乐天派’，觉得我们的前景是光明的，但依然需要努力。”欧阳志云笑着说。下一步，他的研究瞄准了3个方向：推进国家公园建设、进一步改善城市生态、继续拓展GEP的应用范围与场景。